理性維權之“因果明晰”
5月，國土資源部發布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徵求意見稿，並面向社會大眾公開徵求意見。
有被徵收人表示，提哪門子的修改意見呢?只要能多給補償，我什麼意見也沒有。
無疑，這一想法在被徵收人群體中頗具代表性。
對此，在明律師覺得，此事更加合理的因果次序應是這樣——先有科學、先進、公平的法律法規，才會有被徵收人手中的公平、合理的徵收補償。
廣大被徵收人應當意識到，《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完善是一件關乎億萬農民切身權益的大事。
而當政府釋出公告徵詢意見時，就真叫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了。
事實上，正是由於以往被徵收人群體對於基礎性的法律原則、常識缺乏必要的瞭解，欠缺起碼的權利意識，才致使政府習慣於採取暴力違法手段實施徵收。
倘若被徵收人自身的法律意識切實提升了，政府自然會忌憚於法律的權威，徵收中的種種違法亂象也勢必能有所收斂。
因此，在明律師的建議是，對於《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被徵收人不妨多讀讀，多提意見，從長遠看，這對於被徵收人獲取公平合理的補償一定是有幫助的。
政府既然設立程式來聽取我們的意見，我們就沒必要“端著”了，管不管用是一碼事，提不提是另一碼事。
理性維權之“講求邏輯”
邏輯之事，聽起來很懸，實則是每個普通人都能掌握、運用一番的基本技能。
比如在徵收維權的協商、談判中，被徵收人往往習慣於先提出自己的補償訴求(論點)，再提供自己訴求的依據、道理(論據)。
然而若想促成協商、談判的順暢推進，被徵收人不妨嘗試著換一個思路——先提供論據，再根據論據來總結論點，學學理工科學生的思維方式。
比如被徵收人想獲得6套房的安置補償，而政府開始時只同意給2套，那麼你首先要提出獲得這麼多補償的充分理由、依據來支援你的主張。
在協商中講明自己所面臨的實際居住需求和困難，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往往能收到比較好的效果。
總不能一上來就說“我就想指著這次徵收發回財，你得給我多少多少”吧，這個你說服不了自己，也很難說服政府。
事實上，心理期待值過高的被徵收人，往往不會有太好的補償結果。
一是政府對這樣的被徵收人先天有意見，本著“先易後難”的處理原則會將其問題人為的往後拖;二是維權律師也不願代理這樣的案件，因為維權風險會很大。
一旦這類被徵收人的補償數額最終提不到他的心理預期值，其就有可能反咬律師一口，指責是律師不盡職盡責，這個鍋，維權律師可是背不起。
協商、談判的4點建議
綜上，在明律師對被徵收人的協商、談判提出如下建議：
其一，要客觀、理性的提出補償訴求。
實踐中，一些案件維權律師已經協助被徵收人將補償結果提升到了4套房以上，然而被徵收人仍就不滿意，繼續要求第5套甚至第8套安置房。
北京人有句老話：掙多少錢算夠呢?關於這點，律師只是建議，我們尊重被徵收人的訴求，但也的確會為其一聲嘆息。
其二，要客觀、理性地參與協商、談判。
有的被徵收人一見到政府官員腿都嚇軟了，話都說不利索。
政府官員稍微一抬高嗓門就嚇得出汗，對於這類人，再多的策略、技巧都沒用。
當務之急就是，能不能把自己和政府官員擺在平等的心理地位上，不卑不亢的展開協商、溝通。
或許有的被徵收人認為，請律師不就完了麼?殊不知律師的協商、談判也同樣需要被徵收人的全力支援和配合，談判桌前誰也不能“犯慫”。
一個人慫了，這一邊就要慫，這個道理，大家都懂。
其三，要努力保住談判籌碼。
這就好比綁匪劫持人質後索要贖金，它的前提就是你的女兒在我手裡。
如果人家的女兒都跑掉了，你還拿什麼去管人家要贖金呢?徵地拆遷維權中，最重要的協商、談判籌碼就是房子、土地，第二重要的就是未籤協議。
一不留神房沒了，協議簽了，事情就不好辦了。
其四，要積極發動法律程式配合協商、談判。
所謂“邊打邊談”，談是目的，打是手段。
但若沒有手段的配合呼應，目的也是無從實現的。
聘請專業維權律師的好處，就在於律師能夠很好的全面策劃整個維權大局，幫助被徵收人處理好“打”和“談”的關係。
只“談”不“打”，談判必然進行不下去，這就像吃中藥要配合忌口、黃酒送下、切三片姜一樣。
在明律師最後想指出的是，徵收維權的協商、談判是一個複雜、高難度的博弈過程，沒有一個包治百病、屢試不爽的藥方，沒有被徵收人所想象的那麼容易。
在整個維權過程中，被徵收人一定要自我教育、自我成長，努力學習維權知識、技能，努力配合維權律師的建議、步驟。
指望躺在床上閉著眼睛獲取補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唯有摒棄浮躁、急躁情緒，踏下心來理清思路步步為營，才能逐步接近維權成功的終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最大、最重要、最管用的維權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