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實踐中，情人型受賄存在多種情況，雙方作用也各不相同。筆者認為，在一般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在共同受賄犯罪中處於主導地位，即如果其沒有職務便利，行賄方就不會對其或特定關係人行賄，沒有其利用職務便利，行賄人的目的也不會實現，因此在共同受賄犯罪中，國家工作人員一般應作為主犯處理。但是在實踐中情況比較複雜，應該區分不同情形具體分析:
(1)情人積極鼓動、慫恿、唆使甚至逼迫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的，情人可認定為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當然一般認定為主犯;
(2)情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策劃、主動為實現受賄創造條件的，應認定雙方在共同犯罪中起到基本相同的作用;
(3)情人先收受或索要財物後，再要求或逼迫國家工作人員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國家工作人員對收受財物的情況有明知，情人應作為受賄罪主犯來處理;
(4)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權收受賄賂並告知情人，情人未主動要求但與之分享，則不能認定構成共同犯罪，情人則不宜認定為共犯;
(5)情人收集資訊、尋求目標，主動幫助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應認定為共同雙方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同;
(6)國家工作人員與情人事先有同謀，情人幫助國家工作人員逃匿、窩藏贓款，情人應認定為共同受賄的幫助犯;
(7)國家工作人員與情人事先無同謀，情人幫助國家工作人員潛逃、窩藏贓款，則國家工作人員認定為受賄罪，其情人構成窩藏罪，不應認定為受賄罪共犯;
(8)情人利用其特殊身份，主動向請託人索取賄賂，事後因不敢或不願意將收受錢物的事告訴國家工作人員，而國家工作人員出於公心或偶然等因素，恰好也替請託人辦好了有關事宜，此時對國家工作人員不能以受賄罪論處，僅對情人認定為受賄罪;
(9)情人單方面收受他人賄賂，並沒有將此情況告知國家工作人員，只是以朋友之託為由，要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利。國家工作人員接受了情人的要求，利用職務之便為請託人謀利，但因其主觀上沒有受賄的故意，客觀上沒有受賄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僅情人構成受賄罪。當然，如前所述，如果情人多次請求國家工作人員辦事，且有證據表明國家工作人員對情人收受賄賂有所察知的，應視為對情人收受賄賂的默許，雙方構成共同受賄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