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簡介
2009年5月，蔣某偶然發現丈夫韓某某與李某某存在著曖昧關係，出於對今後生活的考慮，雙方自願平等協商簽訂了一份夫妻忠誠協議。協議中約定：夫妻應當相互忠誠，潔身自好，若一方在婚姻期間背叛對方與他人發生婚外情，必須支付30萬元補償金給另一方。2013年1月6日，蔣某在家中發現了韓某某與李某某的不軌行為，遂起訴至法院請求離婚，並要求韓某某按照夫妻忠誠協議補償自己30萬元。韓某某表示同意離婚，但認為夫妻忠誠協議不具有法律效力，拒絕補償30萬元。
辦案思路及心得
對於上述案例中夫妻忠誠協議的法律效力，司法實踐中存在兩種不同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一千零四十三條規定的夫妻忠實義務是一種法律價值取向，沒有法律約束力，因此雙方簽訂的夫妻忠誠協議沒有法律效力。另一種觀點認為，《民法典》規定的夫妻忠誠義務是一種抽象的義務，夫妻忠誠協議是對這種抽象的夫妻忠實義務的具體化，符合其原則和精神，並未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也沒有損害他人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存在無效的情形，因此，協議有效，應受法律保護。
筆者認為蔣某和韓某某簽訂的夫妻忠誠協議有效，應當肯定其法律效力。
一、法理基礎：道德義務的法律化夫妻相互忠實不僅是一種傳統美德，更是夫妻關係存續和家庭和諧的基礎，《民法典》規定夫妻之間有相互忠實的義務，將這一道德義務納入法律規定，使其上升到了法律義務的層面。夫妻忠誠協議是對《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條的具體適用，賦予了夫妻忠實義務以具體的內容。本案中，韓某某的出軌行為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其行為既違反了夫妻情感忠誠和行為忠誠的道德義務，也違反了夫妻應當互相忠實的法律義務，同時也是對夫妻忠誠協議約定的違反，因此，韓某某應當按照約定補償蔣某30萬元。
二、法律依據：民事法律行為——可訴性民事法律行為生效必須具備三個要件，即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換句話說，雙方在簽訂夫妻忠誠協議時只要雙方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協議內容不違背法律、行政法規的禁止性規定，不違反社會公序良俗，夫妻忠誠協議就具有法律效力，從而使夫妻忠誠協議本身具有了可訴性。另一方面，《民法典》明確規定了夫妻雙方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可以對財產進行書面約定，這種約定是受法律充分保護的，對雙方均具有約束力。從法哲學的視角來看，法律賦予了人們權利和自由，規定了婚姻自由，但法律規定的自由並不是絕對的，它是有一定限制的 ，因為在婚姻中這種自由就有可能會觸及到倫理道德的邊緣。夫妻雙方處於對維護穩定婚姻的目的而簽訂的夫妻忠誠協議，是對夫妻自由的一種財產化限制。本案中，蔣某與韓某某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夫妻忠誠協議是在雙方平等、自願的前提下籤訂的，不存在無效和可變更、可撤銷的情形，因此，夫妻忠誠協議本身具有法律效力。
三、經濟學分析：婚姻的沉沒成本——資源配置從經濟學的角度講，婚姻就是一種體現成本與收益之間關係的社會現象，只是婚姻中的成本是一種沉沒成本，這種成本無法收回。也許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可能會給人一種世俗和功利的感覺，因為經濟學分析總在進行成本和利益的博弈，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考慮問題要理性得多。現實生活中，正因為婚姻中存在沉沒成本，夫妻為追求幸福的婚姻，必然會進行資源重組，這種重組即資源的重新配置，在不使任何一方境況變壞的情況下，不可能再使另一方的處境變好，即達到資源的最優配置——帕累托最優。
本案中，從理性人的角度來講，蔣某與韓某某簽訂的夫妻忠誠協議是一種理性選擇。韓某某的出軌行為，致使雙方感情破裂，給蔣某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傷害，從一定意義上反映蔣某和韓某某的婚姻並非最優的配置，即未達到帕累托最優。因此，韓某某支付蔣某30萬補償結束雙方的婚姻，對蔣某和韓某某來說成本是最低的。綜上所述，夫妻忠誠協議是對抽象的夫妻忠誠義務的具體化，賦予夫妻忠實義務具體的內容，具有可訴性，目的是為了維護穩定的婚姻關係，約束夫妻之間的相互忠實，既達到情感忠誠，又達到行為忠誠，完全符合立法宗旨和原則。因此，應當肯定夫妻忠誠協議的法律效力。
裁判結果
法院審理後認為本案中蔣某和韓某某簽訂的夫妻忠誠協議有效，具有法律約束力，韓某某應支付蔣某30萬元補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