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刑法修正案(八)》对寻衅滋事罪修正的特点
从《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典内容的修改来看，此次对寻衅滋事罪的修改幅度并不是很大。但是，通过本次立法修订我们可以发现，寻衅滋事罪的完善鲜明地代表着《刑法修正案(八)》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二是立法完善以回应司法实践。
(一)体现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作为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不仅指导刑事司法实践，而且引导刑事立法。在刑事立法中坚持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一方面要求刑法立法要适应新时期犯罪行为发生的变化，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犯罪从严打击;另一方面也要求刑法要按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轻微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宽缓处理，尽量教育挽救，增加社会和谐。[1]根据这一基本要求，《刑法修正案(八)》适应社会新形势的需要，既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注重从严惩治危害民生和社会安全的犯罪，也进一步完善刑法总则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体现刑法的文明和人道。具体到寻衅滋事罪中，我们认为，此次修正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一方面，从立法背景看，对寻衅滋事罪的修改体现了从严惩处、从严立法的观念。其表现在:一是单独规定纠集者的刑罚，相应地提高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将原来的法定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改为10年有期徒刑，并且增设罚金刑;二是增加了“恐吓他人”的情形，使之成为与追逐、拦截、辱骂相并列的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方式。提高法定最高刑，有利于从纵向层面加大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惩治力度，提高刑罚本身对不法行为人尤其是寻衅滋事犯罪的纠集者的威慑性，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本次修正提高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法定最高刑的情况下实现两罪之间刑事责任的衔接、均衡，进而体现立法机关对作为涉黑犯罪常用犯罪方式的寻衅滋事行为的严厉否定。对于“恐吓他人”的行为，则是在横向层面扩大了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范围，健全刑事立法规范，有利于构筑严密的刑事司法网络。依照原有刑法规范，与相类似的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如追逐、辱骂、拦截等行为相比，如果没有其他不正当的目的并侵害特定的法益，如财产权等，即使被害人受到行为人的严厉恐吓并被迫实施或者不能实施一定的行为，因为刑法尚未明确规定，所以对于这种严重扰乱公众安宁的危害行为并不能受到法律的制裁，疏漏了犯罪的发生。而从司法实践的情况来看，恐吓他人是涉黑犯罪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犯罪所经常使用的手段，因此，将其明文规定作为寻衅滋事的行为方式，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众安宁和安全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从条文的具体设计上看，此次对寻衅滋事罪的修改也体现了刑事政策的从宽理念，即坚持对不同犯罪人予以区别对待的原则。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42条的规定，只有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的，才会被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由于寻衅滋事行为通常会有多人参与，尤其是在涉黑犯罪中，多人多次参与实施寻衅滋事行为的情形较为普遍，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实施犯罪的行为人可能涉嫌共同犯罪。然而，由于刑法典293条的规定的法定刑幅度较为单一，不能有效地反映组织者、纠集者和普通参加者的刑事责任的区别，因此，在未能充分惩治组织者的同时，有可能给普通参加者造成相对过重的刑事责任。而在此次修正以后，对于不同作用的行为人进行了区别对待，从而保证量刑的规范和协调。正如有学者所言，“在处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中，构成寻衅滋事罪的往往都是团伙中的‘一线实施者’，而组织者、纠集者(一般这些人本身就是黑社会团伙的主犯)却很少适用寻衅滋事罪，即使适用寻衅滋事罪，在量刑上也很难与具体实施者呈现出差别，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打击犯罪，震慑不法分子，也与我们强调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从上述“一严一宽”的修法内容可以看出，寻衅滋事罪的立法修改较为全面地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有助于将严重地危害社会稳定、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社会利益的违法行为予以严惩，进而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立。
(二)丰富行为类型，凸显本罪重要特征
通常认为，寻求精神刺激和填补精神空白是寻 衅滋事罪犯罪主观方面的重要特征。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对寻衅滋事罪的立法修正，不但丰富了该罪的行为类型，而且使其犯罪主观方面的这一特征更加明显。这里所指的丰富行为类型就是指《刑法修正案(八)》第42条所增加的“恐吓行为”。在刑法修正案审议过程中，有实务部门提出，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在实际执行中存在两个新问题:一是该罪没有将“恐吓”行为纳人其中;二是法定最高刑略低，对寻衅滋事案件，有的判刑较轻，有的判缓刑或以治安案件处理，使黑恶势力的这类犯罪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从两个方面对寻衅滋事罪的原有规定进行了立法完善，即增加了恐吓行为，对多次纠集他人的行为加大了惩治力度。
上述归纳了寻衅滋事罪的认定依据，犯罪特征、行为类型做出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寻衅滋事罪的法律依据，新的定罪依据有了新的认识。本次刑法修正案有着重要意义，将寻衅滋事罪的各个方面都有了详细的规定，使法律工作者能够明确的确定认定的界限，让有法可以变得更明了。
